在中国金融业高质量发展和更好服务中国现代化的关键时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5月26日，由济安金信、财联社主办的“银行理财高质量发展论坛暨银行理财产品及管理人颁奖典礼”于深圳前海圆满举办。此次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在谈及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前瞻时，分享了他对金融业改革和发展的主要目标，以及对中国金融业能够从欧美银行业危机中吸取哪些经验教训等问题的感想。

　　本次评奖的学术支持单位是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信息中心，战略合作伙伴是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中国资产管理人论坛、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本届论坛得到深圳市宝安区政府的大力支持，朱云副区长莅临论坛现场致辞，向参会资管行业嘉宾全面介绍宝安区发展战略蓝图。与此同时，也邀请了诸多行业大咖共话行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他谈到，国内银行过去主要依赖息差获取收入，但现在息差逐渐收窄，已经很难支撑银行的高速发展，“我们曾指出，银行不能仅依赖息差。在国际潮流中，银行都需要进行转型，当时我们没有切身的感受到这种紧迫性。不过，现在大家都意识到了这一点。”

　　自2013年以来，银行息差呈下降之势。李扬表示，更应关注的是利息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而不是息差的大小。对此，李扬作了国内外息差的比较，“有人说美国的息差比中国的高，但在美国，息差占收入比重要远低于我国。研究发现，国际先进银行的息差收入占比不到30%，而在中国，这个比例基本上超过60%。最近我看到数字更是普遍在80%以上，这多少让人担忧。”

　　从银行业的发展来看，国际上经历了几个阶段。李扬介绍，首先是从销售产品到销售服务，也就是广义金融服务的服务化过程，这个过程在中国还没有完全完成。

　　其次是类似投资银行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与综合业务交织在一起，银行不再只是朝九晚五的机构，而是需要了解企业的本质。先不论综合性银行，全球商业银行的利润大致来自三个方面：息差占比不到30%，交易和中介服务分别占30%-40%，大致是“334”的比例。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结构，国际大银行在利率剧烈变化的情况下仍能屹立不倒。

　　上述分析无疑都直指中国银行业面临着严峻的问题。李扬指出，“众所周知，实际利率走势最终决定储蓄和投资的关系。储蓄大于投资会导致利率下降，而储蓄大于投资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趋势。若利率变为负数，中国的银行业将面临如何生存？这个问题已经变得非常现实。”

　　李扬看来，理财是摆脱困境的有效途径之一，“理财本质上就是出表，并与其他金融产品结合，其中涉及到一些问题，如净值化等。从根本上讲，我们要放弃单一的纯贷款业务的模式，往出表转型。这是未来银行业的大趋势。”

　　银行理财行业正在稳步发展的过程中，目前资管新规过渡期已经结束，尽管行业一直在不断调整以适应新的情况，监管部门也在不断适应变化，但李扬坚信，银行业转型的这条道路一直在坚定前行。

　　李扬直言，公众对理解理财在金融上的本质并不透彻，在对理财信托的本质进行讨论时，许多研究报告更多地关注了定价和客户获取等方面，而对其本质的探讨还不够充分。实际上，理财可以被视为一种金融信托，“我曾进行过一项分析，将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和信托融资三者进行比较，发现信托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金融工具。”

　　“众所周知，直接融资的本质是一项金融交易、涉及资金的交易，仅形成一个合约，其中需要通过多个中介机构和过程。而间接融资涉及两个以上的合约，信托和理财便需要如此。分解来看，其中一个合约涉及资金流动，而另一个合约涉及诚信保证。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公司只负责保证诚信，实际上并没有直接处理资金，或者资金的最终决策权并不掌握在我们手中。这是信托的本质特征。”李扬表示。

　　谈及风险，李扬表示，直接融资的风险应由融资双方承担。在股票和债券交易中，买卖双方都存在风险，而中介机构的角色仅限于承担专业和信誉方面的风险，不承担实质性的交易风险。而在间接融资过程中，风险主要由金融机构承担，例如将资金存入银行，而银行则通过贷款等方式运作，因此风险主要由银行承担，存款人可能会承担一定的信用风险，而借款人基本上不承担风险。而在信托融资过程中，风险实际上是共同承担的，中介机构如理财公司等也会承担风险。

　　在定价方面，李扬也谈到了三者之间的区别。在直接融资中，定价是由资金供应方和需求方共同决定的，例如股票和债券的交易价格由买卖双方确定。而在间接融资情况下，资金价格由银行和金融机构确定，形成一种黑箱操作。在信托融资中，定价是分散的。在这个过程中，中介机构承担责任，因为责任的差异，我们向客户收取的风险价格和服务价格也有所不同。

　　因此，今后在研究银行理财时，李扬表示，作为信托人，不仅需要关注定价、获客等方面，还要时刻牢记自身的本质，即是否履行了作为信托人的责任，未来，与之相关的法律法规仍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

　　目前全球都在密切关注硅谷银行及其后续发展，李扬认为，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特别是对于宏观经济和政策研究者而言。

　　对此，他作出了简要分析：外部的硅谷银行在宏观审慎的指标体系中，具有比同行更高的风险资本。换句话说，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衡量，硅谷银行是一家不错的银行，但是这家好银行遇到了问题。责任首先在于监管机构，美国监管部门在监管方面疏于职守，对系统重要性银行以外的中小机构，压力测试不够充分，没有及时发现其资产负债表存在的问题，也未采取预防措施。

　　其次是宏观政策方面，利率急剧上升，“公众广泛谈论其购买了大量政府债券的资产，但在此前都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投资，那么购买它有什么错呢？过错在于美联储，一旦利率上升，市场价格立即下跌，导致资产负债表不平衡，出现技术性破产的情况是必然的。当然，财政部、联邦调查局和美联储都已经采取了大规模的干预措施，即持有至到期。由于估值变化导致的损失，持有至到期就不复存在了。”

　　最后，李扬表示，“金融部门出现问题时，我们也应寻找监管者的责任，我们的行业发展确实需要上下协作。当然，我们非常希望从实际操作一线的人员那里获得更多新的见解，也希望籍此推动资产管理行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