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的发展建设在我国也得到较大的政策支持，包括二〇一三年时将其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容之一，二〇一六年印发其发展规划等。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普惠金融发展进程中的最新时段、重点领域，是通过数字服务发展普惠金融的行动，借助数字化充分发挥技术性优势从而提供范围更广、程度更深、便利性更高的金融服务。

　　以数字技术为手段、普惠为性质、金融服务为本质，结合了科学数字技术和具有包容性特征、惠及人类各阶层群体的普惠金融体系，降低了金融服务机构开设网点的成本，通过提供跨空间、无差别的金融产品与服务，拓宽了其在低收入地区对的服务范围，能够真正意义上且高效率的实现金融普惠。

　　家庭资产主要分为房产、车辆等非金融资产和以债权、权益形式存在的金融资产两大类。金融资产在家庭总资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家庭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来源，是家庭进行投融资的主要途径，金融资产又可划分为无风险金融资产和风险金融资产。

　　无风险金融资产是相对稳定、安全系数高的金融资产，主要包括现金、活期储蓄存款、定期储蓄存款、借出款。风险金融资产则是价值会随着市场的不稳定因素产生较大波动从而产生损失的可能性较大的资产，包括股票、债券、基金、理财产品、外汇、黄金等。

　　数字普惠金融处于金融发展理论覆盖面内，金融的发展进程可追溯到上世纪中叶，凯恩斯学派居主流地位，虽然已开始认识到金融对经济的作用，但仍认为金融最关键的作用是满足融资，难以借此提高生产力，挤出假说、金融不稳定性假说等金融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观点产生，导致了对金融的阻抑。

　　由此产生的巨大的成本制约了经济增长，这引导经济学家重新思考金融在经济社会中所能发挥的功能。

　　金融自由化改革得到了很多国家的支持，但是改革结果并未达到预期，许多经济学家开始对这种理论预期与现实状况的差异展开思考，赫尔曼和斯蒂格利茨在1997年提出了金融约束理论，强调金融发展应该处于金融管制与金融自由化之间，认为金融市场在不完全竞争的情况下无法实现市场均衡，所以适时适当进行政府干预是必要的。

　　金融发展理论在不断丰富与完善的进程中推进了金融业的兴盛，但是金融业的繁荣发展依旧伴随着金融排斥。

　　一方面因为地理地势等客观条件的限制部分地区无法实现金融服务的覆盖与深入，另一方面部分金融机构在经营过程中为缩减成本关闭了在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的分支机构，从而提高了贫困地区的金融准入门槛，增强了金融排斥，继而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而恶性循环到金融业的发展。

　　为加强对相对弱势居民的金融服务保障，普惠金融的概念诞生，随着与互联网技术的结合，进阶为数字普惠金融，特别是在当前新冠疫情防控关头，借助数字化实现的金融产品创新，对缩小疫情负面影响，持续发挥金融体系对家庭对社会的增收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马科维茨在20世纪五十年代把方差作为风险的测度，将不确定因素引入了资本理论，提出了投资分散化可以降低金融风险，自此现代资产组合理论诞生。在该模型的基础上，托宾（1958）又引入了无风险资产，其认为投资者应同时配置安全资产与风险资产，以低收益但流动性强的安全资产来中和投资风险，最终实现效益最大化。

　　马科维茨和托托宾的全方差模型在当时所面临的计算实操困难催生了威廉夏普（1964）对该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夏普认为证券价格同市场协同变化，可利用每种证券的期望值、方差和市场指数的协方差来进行最优资产组合的计算，自此马科维茨与托宾的资产组合理论实现了现实操作。

　　传统经济学中默认了严格的理性人假设，但是我们实际生活中并非能够实现完全理性，金融市场主体的行为与投资决策受到众多因素的干扰，1990年，阿莫斯·特沃斯基展开对投资人心理行为的研究，实现了对投资者是理性的、是风险回避型的修正，催生了行为金融理论，该理论为纳入心理学、金融学等相关理论的综合理论。

　　认为要在非理性的情况下进行投资者风险决策行为分析，风险金融市场的价格不只是依赖资产内在价值，还受到投资者心理、态度等的影响，这就为我们选取实证变量提供了依据。

　　家庭成员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社交状况等都可能会影响其投资认知、风险态度等，从而影响家庭资产配置。随着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金融对经济的正向促进作用得到了现实印证与认可。

　　总的来说，在当前我国家庭财富规模不断扩大，居民的金融投资需求不断被激发，需要将家庭财富进行合理配置以实现资产保值增值的情况下，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能起到了关键的助推作用，同时现代资产组合理论为合理投资行为做出了指引，要实现收益最大化就要合理配置安全资产与风险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