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这个计划，他花了整整两年的时间，用心摹仿国家领导人签名。除了精心伪造签名外，他还制定了一个详细的时间表，确定了每个步骤的执行时间与方法。

　　最终经过巧妙的时机安排，通过伪造公函、介绍信、批示，成功诈骗央行一大笔巨款。

　　在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艰难的时期，有团结协作，勒紧肚子抗灾，也有人心怀鬼胎。

　　在3月18日的五点半快要下班的时候，坐落于北京西交民巷东口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突然走进来了一位看起来“很有派头”的人，他身着呢子大衣，手中还提着一个公文包。

　　此人神情自若地声称是国务院办公厅的，来这里是有一项紧急任务，要给行长送急件的。只见这个男人将一个大信封交给银行传达室工作人员后，就自然而从容地匆匆离开。

　　值班人员看到信封上赫然印着，“速送，限 5 点 40 分送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亲启“。落款是总理办公室。

　　看到这些，传达室的工作人员丝毫不敢怠慢，相信这是一项重要的任务指示，而当天恰好行长有事外出，工作人员只能将信封拿给值班领导进行拆阅。

　　原来这是一封周总理亲笔批示的公函，只是这封公函的内容不由得让值班领导眉头紧锁，因为里面写着：

　　“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九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并有中外记者参加，拍纪录影片。主席嘱拨一些款子作修缮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据以上情况，拟拨给15~20万元整，可否，请批示。”

　　只是看着公函上熟悉而又潇洒的签名，值班领导一时间却还是十分疑惑，因为按照一般的工作流程，应该是总理办公室通知银行总行的办公室，总行办公室再往下通知。现在却是一个人来直接送信，这明显有违一般的工作规程。

　　且20万元在当时可是一大笔巨款，其购买力至少相当于现在的六千万，甚至上亿。一时要凑集完备也并非易事。

　　再仔细端详其公函的内容，值班领导又觉得不似作假，再一看手表，距离公函要求拨款的时间已经只有一个小时了。

　　来电那头自称是总理办公室的，询问银行是否收到了交办件，如果收到公函了，一定要抓紧办。正是这个掐准时间的催办电话，顿时打消了银行工作人员的各种疑虑，也就是工作规程相对不合规，但也好歹有来电通知了。

　　而此时，距离公函要求送款到达时间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如果因为时间延误，影响国家大事，那就影响不好。出于对国家工作的支持跟服从，于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和北京分行，为此紧急调集了20万现金。不管面额大小，整整装了两麻袋。火速送往公函指定的目的地。

　　而正当银行的几个工作人员提款赶到民族饭店的门口，就有一个人马上迎面而来，并做自我介绍，他就是西藏工委的赵全一。

　　说罢，就拿出了一张信函，上面还盖着总理办公室介绍信专用的图章，上面写着”兹介绍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赵全一同志前去你行洽取拨款二十万元整，此致中国人民银行 总理办公室“

　　工作人员见此，交过款项后，又让这个“赵全一”再开一个收条，这是交接流程规定所需。赵全一则从随身带的笔记本上扯下一张纸，迅速写下“赵全一收到人民银行送来币贰十万”交给银行人员。

　　双方就此完成了款项交接，这也让银行工作人员松了口气，想着紧赶慢赶，终于及时将这件重要的事情办好了。

　　但谁也没想到，就在几天后中国人民银行却向公安部门报案，而众人才惊觉，原来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大骗局。

　　本来在银行工作人员将20万巨款送达后，总理办公室应该有人会交代如何入账，这是必须的工作流程，但左等右等，总理办公室那边却丝毫没有任何回应。

　　一开始银行这边还以为是周总理办公室那边太过忙碌了，所以不能及时回复，多少有些强加镇定自我安慰。等时间来到六天后，银行的工作人员依然没有等到周总理办公室的回复，这时，再也坐不住了，在无可奈何之下他们只能主动拨通总理办公室的电话，但在通话后对方却表示压根就不知道这件事。

　　这时候大家才如梦初醒，惊慌不已。在和总理办公室查对“总理批示”和收条之后，银行火急火燎地报案。

　　周总理听闻此事后极为震怒，当时，国内多地连年出现灾情，百姓生活困苦，急需济困，而现在竟有人冒充总理名义，从人民银行总行骗走20万这么一大笔钱，他如何能不怒？

　　就这样公安部开始组织力量开始对“赵全一”进行搜捕，只是关于“赵全一”的信息非常的少。

　　根据银行人员的描述，“赵全一”是一位中年男子，当时身着一件灰色的呢子大衣，身高一米七左右，脸比较窄，梳了个分头，肤色似乎有点黑，但更多的细节实在是记不起来了。

　　但公安部门依然通过这些仅有的信息进行嫌疑犯绘像，还一面在报纸、广播等媒体上刊登此案的相关信息，积极发动群众寻找“赵全一”，一面又请军队帮忙，深入基层，进行走访摸排工作。

　　幸亏没过多久，公安部门就从嫌疑犯所留下的物证，也就是信封、公文信纸、介绍信以及收款条查出了蛛丝马迹。

　　根据查证，发现这个信封是国务院的旧信封。而经过笔迹检验，这几处的字都是出自同一人之手。且罪犯应当具备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因为他公文格式和公文用语使用得十分熟练，不排除是机关单位人员。

　　内情组那边也发现新信息，那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经过造纸所检验，发现这并非国产纸，而是进口纸。

　　虽然各单位使用的公文稿纸看起来一样，但实际上不同单位公文稿纸都是自行印刷的。因此纸质、版式还是有所差异。这张公文稿纸是八开纸，共有15行，中间印了切除线。最后经过一一对比查证，发现这一稿纸同外贸部使用的样式完全一样。

　　经过对外贸部的档案逐一对照笔迹，最终，专案组人员在一个人的档案中，发现了“赵全一”这个名字。这个人叫王倬，在他的化名那里，写着“赵全一”。

　　而公安在王倬家里，也只是搜到“赵全一”作案时穿着的呢子大衣、绳子、碎布和自行车等物，但就算已经将藏在隐蔽处的装钱麻袋也找了出来，却还是找不到20万现金。

　　最后终于在一堆蜂窝煤下，挖出被埋在里面的现金，王倬见铁证如山也只能招认。

　　王倬于1924年出生于辽宁省辽阳县的一个普通家庭，18岁时参加了三青团，之后还加入了青帮，1948年于东北大学经济系毕业。

　　1951年，在一次契机下他自荐到中国进出口公司工作，又在次年9月正式进入了外贸部出口局工作，后来便在外贸部出口局计划处当科员。

　　照理，王倬的这份工作在当时也算是一份让普通老百姓羡慕的工作了，虽然不能大富大贵，但按部就班的工作，生活肯定是安稳且不错的，又为何会让他动起了这种伪造总理签名骗取银行钱款的歪心思呢？

　　根据王倬招认的犯罪过程，原来王倬借给了一个朋友一笔钱财，本希望能够通过朋友的投资赚取一笔可观的回报。他抱着乐观的心态，期待着财富的增长和改善生活。然而，事与愿违，那笔投资并没有如他所期望的那样成功。相反，他的朋友遭遇了意想不到的损失，导致王倬的钱也一同亏损了。

　　看着自己的老本几乎要赔光，王倬感到十分焦急。他担心未来的生活将面临困难，而无法再次投资的现实让他倍感无力。他意识到他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来扳回局面，甚至试图通过某种方式翻身，获得一笔大财富。

　　王倬决定通过伪造来实施他的计划。作为外贸部出口局的一员，他经常有机会接触到总理的批示和公文。于是，他开始留意周总理的笔迹，仔细研究总理的签名和写字风格。他用毛笔在报纸上刻意临摹总理的签名，每天反复练习，以期伪造得足够逼真。

　　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倬临摹总理签名的技巧渐渐熟练起来。他便开始练习伪造外贸部的公章，以便给自己的伪造文件增加真实性。他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完善他的整个计划，不断提高自己的技术。

　　随着时间不断过去，到了1960年2月，王倬又刻意买来了刻刀、毛笔、蜡纸，印泥等伪造工具，以确保伪造的文件和公章与真实的几乎一模一样。而信封和公文纸则是外贸部现有的。

　　就这样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之后，在1960年3月18日，他便冒充官员，拿着自己精心制作好的伪造公函和介绍信，堂而皇之的走进了位于北京西郊民巷东口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并最后成功骗取到银行20万现金。

　　当侦查员们最终清点完搜查出的现金数量后，却发现金额不到20万整。在王倬的招认过程中说道，因为在当时作案后惊魂未定，所以在将大部分钱币埋在院子后，还烧毁了一部分赃款。

　　经过了将近十天十夜的奋战，这个轰动一时的伪造总理签名的特大诈骗案也算是落下了帷幕，而王倬也于1960年7月28日被依法处决，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了代价。

　　而王倬大费苦心伪造总理签名骗取来的20万巨款，除了烧毁的那一部分剩下一分钱也没敢花，就这样战战兢兢地落入了法网。

　　其实无论如何，王倬的这种行径都是十分恶劣的，受到法律的制裁也是他要为所做出的错事应该付出的代价，而他也警醒了我们要依法行事、依法办事，不能动歪心思，也绝不能做危害国家和社会秩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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