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落实党的十九大和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金融领域要明确的主题是金融如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特别强调金融要服务实体经济，又强调要多方协调配合防范风险，并坚定深化金融改革。

　　首先是强调大局观，正本清源，纠正“脱实向虚”的错误倾向。其次要有大系统的监管，在金融领域设立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下辖一行两会。最后还要有大体系：在稳字当头，对风险加以防范的同时，要以金融系统深化改革来系统化构建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的协调配套体系，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具体的八个势在必行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中国总体的后发优势是值得看重的，我们需要主动在制度创新(有效制度供给)方面形成守正出奇的后发优势，而不是落入后发劣势。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这种前车之鉴的威胁，在金融创新方面就要以改革带动发展，制度红利和金融贡献要落在实体经济的升级换代发展上。实际生活中，金融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我认为，可将金融比作国民经济运行的供血系统，国民经济运行以金融的有效供给为媒介， 带动各种各样要素的配置，金融在其中具有核心的地位，然而不论其核心作用多么重要，也要服务于整个生命机体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出发点和归宿必须是服务于实体经济。

　　新发展阶段中国制造必须走向中国创造，实体经济必须升级换代，这是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最关键的力量，金融必须服务于这种力量。

　　面对现实，我们不得不承认， 中国的金融改革在取得较大进展的同时，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过度垄断。金融领域的准入门槛高，存在垄断也正常，但是垄断不能过分，过度垄断一定要消除。必须深化金融改革，使金融体系能够在供给侧改革推动下实现结构优化，尽可能形成不同的金融机构，提供多种多样的产品，来适应不同市场主体的融资需求。过去已有一些探索，比如小额贷款公司，我们强调它是资本金融、自担风险，应该得到更多的发展，现实中是以中利贷的形式形成较适合中小企业的金融产品。至于发展方向，应该是由低利贷和中利贷形成合力，把高利贷挤出去。

　　当前中国直接金融比重比较低， 股、债、市形成的直接融资只占20%左右，从国际经验看较低。现在都在谈论宏观杠杆率，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和GDP的比值已经高达近250%，与大量的间接金融以贷款方式一进一出重复计算M2有关，况且这些年贷款还有短期化的倾向。后来中央把“去杠杆”转变为“稳杠杆”，这跟中国具体国情和金融结构有关。同时也应注意到，直接金融比重提高，将更有利于要素流动中企业家才能的更好发挥，可以更多使市场竞争带来正面效应，产生加分的因素。间接金融更多是靠企业家求银行，直接金融则是企业家借股市、债市和私募领域进行资源配置获得资金。从发展方向来看，要把我国直接融资的比重努力往上提升，深化金融改革要争取相关的一系列具体措施来达到提高此比重的结果。

　　政策性金融体系只有与商业性金融体系实现较好匹配，金融才能更好地支持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的现代化要依托于中国的超常规发展战略，有效市场必须加上有为政府，必须在政策性融资方面多着力。中国在这方面曾有所探索，实行市场经济后不再强调，党的十八大后，中央重新提出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的概念，近几年强调的绿色金融、普惠金融、草根金融，对精准扶贫的金融支持等，无一例外具有浓厚的政策性金融色彩，它们形成了一个有别于商业性金融的体系。国际经验和我们自己的经验都表明，在追求超常规发展时，中国必须在战略层面构建健康可持续的政策性金融体系，其中财政是必需的后盾，因为这必然涉及财政的功能作用。在英国、美国，支持中小企业的机制是运用预算资金做贴息、信用担保，中国也在借鉴这些经验，近些年地方政府越来越看重产业引导基金，以及这些年在努力创新发展的PPP，这里面的政策性色彩都非常鲜明。

　　在双轨运行体制下，财政支持的机制是“政策性资金、市场化运用、专业化管理、杠杆式放大”。为使之可持续，要建立多重监督审计制度，最大限度地防止设租寻租和腐败之风，对支持对象要有规范化地遴选，希望得到支持的对象虽然不能都得到支持，但是每一轮挑选出来的应该都是政策金融按照定位该支持的对象。

　　阿里公司在计算机系统中利用大数据、云计算、软件设计，零人工干预地不断批出小额贷款，无形中把商业金融边界扩大了。当然这会碰到一定的局限和制度规范问题，比如说网上靠大数据自动判断风险决定放贷不放贷，申请对象的电子痕迹，与他的亲友、主要朋友间的相关信息是一网打尽的，但如果是偏僻农村区域的申请者，没有什么电子痕迹和以往经济信息，就无法直接得到小贷支持。淘宝商户在形成了一些自己经济行为的电子痕迹后，则越来越容易得到小贷支持。要肯定商业性金融在新的信息技术支持下扩大了边界，但是它不能取代政策性融资，需要覆盖另外一部分人。总体上看，这样的科技创新带来的“互联网+”的意义重大，可以降低整个金融系统的融资成本，但相应带来的监管问题、信用问题、垄断问题不可忽视。

　　关于PPP，社会上曾有很多议论，有些人甚至说PPP要被叫停，有的期刊甚至说，我们以后不发PPP 文章了。但在中国守正出奇的创新发展中，PPP的独特贡献是不可否定的。有了前面几年的发展后，往下调一调、稳一稳，符合波浪式发展的规律，但是绝对不会叫停。果然，这两三年，有关部门态度又相对明朗，要支持PPP可持续健康发展，这是中国的一个创新。在政府有限财力制约之下，必须使政府财力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这是必选的创新事项。通过PPP，中国可做的事非常多，从北京地铁4号线号线的轨道交通，从“鸟巢”类大型公共设施到中国城乡大量项目都可以做PPP，包括北京必须解决的停车场、停车位严重不足的问题，也可以对接PPP。如果按老办法依靠政府，不知道多少年后才能解决，用PPP就可以加快和优化，这直接关系到民生改善、社会生活质量以及发展环境质量的提高。

　　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从已经实现的周边化，推到越来越高水平的国际化，必须下决心在具备条件时，“自拆防火墙”实行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这个关口必须过去，但是确实会形成风险压力。我们将要在有能力面对热钱想进就进、想出就出的情况下，来应对索罗斯式金融大鳄的热钱冲击。

　　在金融创新的很多新领域，要留出创新试错的弹性空间，大的逻辑是，先做好“发展中规范”，允许有发展中的试错，接着是看准了以后一旦必须出手，就要以规范发展防范风险。中国的“互联网+”，基本上是民营企业冲在一线，可扫码支付的微信支付和阿里的支付宝，有竞争关系，但是两者又使中国公众普遍跨越了信用卡普及阶段，非常便捷地得到了金融服务，老百姓在街上可用手机扫码，可以叫出租车、买煎饼果子，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但是微信曾经面对很大困难，腾讯曾经要把微信卖出去，没人接盘。中国移动也搞了飞信，是同一个美国原创技术支持的，但是很难通过必须烧钱的一道道关口，未成气候。微信刚出现的时候，不赞成的声音也很大，但决策层顶住了这种声音，决定先“看一看”再规范，即对待各类新业态、新模式要有“包容审慎”态度。冲过了瓶颈以后，微信一飞冲天，不光提供便捷的支付服务，而且为老百姓手中的零钱提供理财通道和金融服务，这是原来金融行业做梦也想不到的。这些事情启发我们：允许试错，给出弹性空间，在运行中看清风险后要进行规范。

　　（作者为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财政学会原副会长兼秘书长；本文摘自书籍《中国改革真命题》，内容有删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