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股票市场发展到较大规模后，一旦股票市场价格大幅波动，出现整体性的系统性风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股市“大盘风险”，则单靠股票一个市场是难以控制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取得飞速发展，上市股票数量不断增加，股票市值迅速膨胀。以纽约股票交易所为例：1980年其股票交易量达到3749亿美元，是1970年的3.93倍；日均成交4490万股，是1960年的19.96倍；上市股票337亿股，市值12430亿美元，分别是1960年的5.185倍和4.05倍。随着机构投资者持有股票种类和数量的不断增多，其感受到的市场风险越来越高，规避系统性价格风险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

　　1973~1974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国家决定利用石油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利。世界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把其所控制的石油价格提高了4倍，并对西方国家实行石油禁运。提价前，石油价格每桶只有3.01美元，两个月后石油价格达到每桶11.65美元，使原本完全依赖廉价原油的美国工厂，包括汽车等各大产业、居民家庭生活都陷入了经济困境，最终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到1974年底，道·琼斯指数最低狂跌到570点，两年下跌近40%(见图1)，很多上市公司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股票市值跌了一半。美国几乎所有股票的市盈率都变成个位数。这在华尔街非常少见。市场一片恐惧，没有人愿意继续持股，每个人都在抛售股票。股票投资者损失惨重却没有恰当的金融避险工具可以利用。痛定思痛，投资者深刻认识到，他们迫切需要一种能够有效规避风险，实现资产保值的避险工具，于是，股指期货市场应运而生。

　　随着计算机等电子化手段的普及应用，股票交易方式也在不断发展进步。以美国为例，1976年，为了方便投资者，股票交易也不再是只能对单个股票进行交易，而是可以对多种股票同时进行“打包”交易，即用一个交易指令同时进行多种股票的买卖。便利工具的诞生使投资者很快就开始了“指数化投资组合”交易的尝试，随后股票投资越来越趋向于大型化组合。

　　“指数化投资组合”的特点就是该组合中的股票品种与数量比例都与股票指数相同，因而该股票组合价格的变化与股票指数的变化一致。这固然有助于稳定股票投资收益，但在股市整体行情下跌时，机构投资者无法迅速脱手股票降低损失，同时大量股票集中抛售会加速股市的下跌，降低机构投资者手中的持股价值。面对此两难选择，需要另辟蹊径加以解决。于是投资者和交易所管理者的目光自然就聚焦到了与“指数化投资组合”交易密切相关的股票指数上。为适应机构投资者规避股票价格系统性风险的需要而开发的股指期货交易，就成为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第一个开发出股指期货产品的，不是像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等举世闻名的期货交易所，而是名不见经传的美国堪萨斯城期货交易所(KCBT)。KCBT是一家在世界上算不上有名的小交易所，虽然成立于1856年，但多年来只有一个期货交易品种——冬小麦。但就是这家具有传统色彩的商品期货交易所却对金融期货雄心勃勃。他们聘请了斯坦福大学的罗雷杰博士担任咨询顾问，经过数月艰辛的研究，得出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结论：作为比商品价格波动更为频繁且交易量更为巨大的股票指数价格，将其作为期货交易的标的物是完全可行的，并且这种新的金融产品一旦开发成功，必定会带来滚滚财源。激动之余，KCBT立即付诸行动。当时美国证券市场最有名的指数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于是KCBT理所当然地找到道·琼斯公司，非常想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作为世界上第一个股指期货的“标的指数”。但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创新设想却被道·琼斯公司管理层断然拒绝。其理由是：该指数作为世界上最著名的股票指数绝不能用作“”的道具，如果KCBT擅自采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作为股指期货的“标的指数”，道·琼斯公司将不惜诉诸法律来坚决阻止。

　　万般无奈之下，KCBT转而寻求与标准·普尔(S&P)指数公司合作。然而S&P已经在与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讨论这方面的构想。最后，KCBT找到了一家小公司——阿诺德伯纳德公司(Arnold Bernhard & Company)，以它发布的“价值线指数”(Value Line Index)作为股指期货“标的物”。价值线指数是一个等权重的股票加权指数，包含了在纽约交易所、纳斯达克、美国交易所以及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上市的1 600只股票。这家小公司的态度完全不同，非常乐意让KCBT使用其发布的价值线指数，因为价值线指数实在没有多少名气。于是，KCBT最先在1977年10月向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提交了开展股票指数期货交易的报告。

　　创新之路异常艰难。刻板的CFTC认定股指期货“将是一场疯狂的”而对KCBT的数次申请不屑一顾。经过KCBT和期货界有识之士的大力游说，CFTC才终于认识到股指期货的重要性与巨大商机。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与证券交易委员会两大管理机构对股票指数期货交易的管辖权出现争议，因为当知道股指期货市场的巨大发展潜力后，谁都想独占这块“大蛋糕”，相互扯皮使得KCBT递交的报告迟迟未获通过。经过一番“折腾”，直到5年后的1982年2月，随着新总统里根分别任命菲利浦·约翰逊和约翰·夏德为新的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和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两人达成“夏德—约翰逊协议”，明确规定股指期货的管辖权属于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才为股指期货的上市扫清了障碍。

　　8天后的1982年2月24日，KCBT趁热打铁，正式推出了价值线指数期货交易，标志着股指期货的诞生。由于具有比具体股票买卖成本低、抗风险性强等优点，这种新型的金融期货一经推出即受到广大投资者的热烈追捧。新交易一开市就很活跃，当天成交近1800手合约。此时的KCBT竟打起了“垄断”市场的歪主意，向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提出暂时停止核准其他交易所上市股指期货的申请要求，但这项无理要求被否决。此时，落在后面的期货界“老大”——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也不甘示弱，借助其显赫的名声，与另一家同样赫赫有名的标准·普尔公司迅速达成协议，在4月21日推出了S&P 500股指期货交易，当天交易量就超过了KCBT，达到3963手。当年合约成交量达到150万手，远超KCBT 价值线万手的年成交量，再次夺回期货老大的地位。从此，S&P 500股指期货合约成为美国乃至世界最有影响力的股指期货。标准·普尔公司在金融业的影响力也因此急剧上升。

　　不久，纽约期货交易所(NYFE)和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也推出了各自的股指期货交易。1984年，股指期货的交易量就已占到全美国所有期货交易量的20%以上。

　　直到此时，道·琼斯公司才如梦方醒，追悔莫及。股指期货的迅猛发展是道·琼斯公司始料未及的，事实证明其当初犯了一个决策性的错误。正是这个错误，使道·琼斯公司的影响力一落千丈。直到十多年后的1997年10月6日，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才推出了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DJIA)为标的物的股指期货交易。

　　股指期货在美国的成功推出和迅速发展，也引起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极大关注，纷纷效仿。1983年2月，悉尼期货交易所(SFE)推出了以“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股指”为基础的股指期货交易，澳大利亚成为美国以外第一个推出股指期货的国家。1984年，伦敦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所推出“金融时报100指数期货合约”。日本、中国香港、英国伦敦、新加坡等地也先后开始了股票指数的期货交易。从此，股指期货交易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星星之火”开始在整个金融市场“燎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