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决算、财政收支信息的置信度为切入点，重点考察国家审计角色、功能和效果，提出国家审计独立性必要条件命题，以及中央审计委员会新机制下的国家审计转型。研究中的推理逻辑是，将微观层面公司治理机制与宏观层面国家治理机制加以比照，进而展开分析，提出改进完善建议。

　　【摘要】以2004 ~ 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成本粘性与盈余平滑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管理者进行盈余平滑的行为会削弱企业的成本粘性，同时成本粘性较高企业中管理者的盈余平滑行为会有所减少。进一步研究发现，二者之间的这种关系在代理成本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说明管理者自利动机是影响二者关系的主要原因。研究结论可为全面和动态地理解企业的成本管理行为和盈余管理行为提供经验证据。

　　【摘要】以2007 ~ 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创新投入对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以及国家创新政策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创新投入强度越大，成本粘性越强，且这种促进作用在具有高新技术资质的企业中更强，其中在非首次获得高新技术资质的企业最强。进一步检验发现，在研发投入转化为无形资产比重更低和专利数量更多的企业中，成本粘性显著更强。这一结果表明，企业创新投入对成本粘性的作用机制为加大企业调整成本和管理层乐观预期。

　　【摘要】当前“大智移云”技术的发展为成本管理进一步发挥其价值创造职能提供了特有机遇。选取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生物医药行业企业为研究对象，以其行业洗牌中的产业链重构和延伸为背景，以JZ医药集团为案例，探讨基于“大智移云”技术构建全产业链成本管理系统的基本思路。研究发现：JZ医药集团借力以数据中心、资源中心、价值工程中心以及风险与绩效中心为核心的成本管理系统，迅速实现供应商和客户间全产业链成本信息的实时搜集、实时分析和实时共享，有利于其未来全产业链的布局和跨越。JZ医药集团的成功经验为我国医药企业乃至其他企业借力“大智移云”技术实现成本管理系统转型和产业升级提供了参考。

　　【摘要】利用我国七大权威报纸2009 ~ 2016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纯派现股利政策的媒体关注数据，研究不同股权结构下媒体关注对现金股利行为的影响，并对我国A股市场IPO扩容前后的样本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媒体关注与现金股利支付力度正相关，且媒体非负面关注比媒体负面关注对现金股利支付力度的影响更大，媒体关注对国有企业现金股利支付力度的正向影响比非国有企业更大。更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我国在2013年以后的IPO扩容促进了媒体关注下的现金股利支付行为。站在媒体关注这一公司外部治理视角研究现金股利支付行为，有助于解决我国股市扩容政策下出现的侵害投资者利益等问题，为国家加强监管和治理媒体报道环境提供了重要依据。

　　【摘要】制度场域的多元性和新企业的新小弱性共同影响着创业者的决策，面对不同的投资者，如何向他们展示合法性以获取新企业生存和发展所需的财务资源，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确定创业者面对不同投资者时构建的合法性机制的基础上，基于制度逻辑视角提出不同投资者所遵循的制度逻辑以及其依据的合法性标准，并构建了一个框架，尝试从新企业的角度解释面对不同制度逻辑支配的投资者应如何获取合法性。

　　【摘要】在罗斯福政府对金融市场的严格监管下，美国证监会曾长期坚持基于事实的信息披露规则。会计程序委员会表面上遵循了上述监管理念，但也逐步添加了递延所得税、商誉、存货跌价准备、企业合并、合并财务报表等失当规则。公认会计原则实际上是“甲方”（上市公司）各种会计做法的大杂烩，由此所引起的争端，最终导致会计程序委员会被会计原则委员会取代。

　　【关键词】注册会计师审计；公共会计师行业；会计程序委员会；会计原则委员会

　　【摘要】比特币价格的持续升高引起了社会各界对于虚拟货币和区块链技术的关注。本文运用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理论对现有会计与审计业务存在的问题和原因进行分析，指出区块链技术中去中心化、自动化记账、全节点信息保存共享机制和时间戳等功能可以从信任关系和效率两方面进一步优化现有会计业务流程，降低交易成本。

　　【摘要】“绿色”是生机的象征，被人们赋予无公害、健康、生态、阳光等内在涵义。绿色发展是实现发展的绿色化，强调经济增长要采取绿色发展方式、注重绿色发展绩效。企业作为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的主要方面，是构建环境治理体系和推进绿色发展的主体。为衡量和评价企业绿色发展绩效，从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和生态环境绩效三个维度，构建企业绿色发展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结合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典型案例进行分析，以期对我国企业绿色发展绩效评价体系的实施路径提出切实有效的对策建议。

　　【摘要】从内地改革开放后到港澳回归前，三地间在会计领域存在较大的差异和准入限制。港澳回归后，包括广东省在内的整个内地与港澳特区在会计准则、会计服务与人员等方面展开合作，形成多项制度性合作安排。自2008年起，广东省在会计合作中扮演重要角色，一些与会计行业和会计人员有关的重要措施在广东省先行先试，再向全国复制推广。粤港澳会计合作在模式上实现了从非正式功能性合作到正式制度性合作的转变；在合作层次上通过多层次政策试验孕育创新实践，化解合作难题；其合作成果对内全面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对外具有示范作用。展望未来，在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实施过程中，粤港澳会计合作有以下发展趋势：进一步推动会计人员跨境便利执业；实现会计执业资格的全面互认；扩大在会计准则领域的国际合作。

　　【摘要】管理会计的理论和应用研究在我国已进行了多年，但还存在一些不足：在理论定位上还有一定的模糊性，缺乏面向较高层次的管理理论成果，同时有关管理会计作业方式的理论研究也明显不足。这就导致管理会计在应用中面临一些困局：其地位被逐渐边缘化，其职责范围也不很明确，其一些重要功能被虚化。因此，有必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管理会计进行理论创新，并对其功能进行重构，力求使管理会计的各项功能，尤其是更高层级的功能得以有效发挥。

　　【摘要】审计与纪检监察协同反腐是二者职能差异互补的内在要求，也是新监察委体制下加强国家反腐监督治理的现实需求。大数据下的协同反腐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中影响协同质量的因素可以概括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包括动力因素、制度因素、资源因素，外部因素包括环境因素、组织因素等。通过问卷调查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验证各因素之间的影响关系。结果表明，数据驱动是影响协同的内部关键动力因素，制度设计是导向保障因素，资源融合是内部关键数据支撑因素，协同形式是外部非敏感因素。由此，从驱动机制建设、协同制度建设、数据平台建设方面提出提升审计与纪检监察协同反腐质量的对策建议。

　　【摘要】十九大报告指出，政府以“委托代理”的方式与社会承购方在社会公共服务购买方面缔结契约关系，政府购买CPA审计服务得到了广泛关注。选取具有证券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DEA效率分析，验证政府购买服务对CPA审计效率的正向促进作用，发现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效益也得到优化。最后对政府审计机关购买CPA审计服务提出相关建议，以期为CPA审计更好地参与政府审计奠定基础，推动政府购买服务的健康发展，促进政府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

　　【摘要】以在2016年年度审计报告中发布带有关键审计事项的94家A+H股公司为对象，从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确定依据以及审计人员的应对措施等方面展开分析。从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来看：94家A+H股上市公司共披露237项关键审计事项。区分行业进行分析，不同行业的关键审计事项存在差异，收入确认、应收账款相关以及商誉减值这三类关键审计事项在不同行业都很重要，行业特征决定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内容。区分事项类型进行分析，与减值有关的关键审计事项为116项，与收入确认有关的关键审计事项为34项，与合并以及长期股权投资有关的关键审计事项为30项。在描述关键审计事项时，审计师将关键审计事项与其行业特征相结合，但在某些行业中存在标准化的语言。披露关键审计事项并未增加A+H股公司审计报告的发布时间。关键审计事项主要与重大错报风险和重大审计判断相关，审计人员会根据其审计的企业与事项特征，采取相应的审计程序。

　　【摘要】基于地方政府管理效能视角，利用世界银行的数据，研究中国基础设施领域PPP项目落地难的相关问题，并对政府治理手段（地方政府管理效能）、制度环境（市场化进程）和区域政府融资行为（PPP模式）的内在作用机理和效果等问题进行探讨。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管理效能对基础设施领域PPP项目投资有着促进作用；市场化进程会提升地方政府管理效能对基础设施领域PPP项目的促进作用；地方政府管理效能水平的提高会降低公私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进而促进公私双方实现PPP融资模式的合作。同时对地区和行业因素进行控制，发现地区和行业市场化程度越高，地方政府管理效能对基础设施领域PPP项目的促进作用越强。要逐步解决中国PPP项目落地难的问题，应大力提高地方政府电子政务和信息化的水平，控制地方政府规模，实现基础设施领域供给质量和效率的提升。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消费升级大体经历了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享受型消费和服务型消费等几个阶段，居民的消费能力、消费水平、消费结构都得到了改善。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消费业态、消费品质、商品形态、消费方式等方面呈现出显著的新时代居民消费特征。依据消费增长格局变化的相关统计数据，通过分析我国消费升级的演变路径和发展态势，建议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方面入手，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进一步助推消费升级。

　　【摘要】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分布式创新逐渐成为企业获取创新成果、提升创新水平的范式革新。基于分布式创新理论，建立以研发为中心、以信息化管理体系为支撑的分布式创新协同机制理论框架，并以三星电子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规范的案例分析方法，重点探究分布式创新模式下三星电子公司各创新要素之间协同创新的机制、流程与成果，以期为企业制定内部创新策略提供参考。

　　套利约束、政策信号传递与市场基准利率生成——兼评我国金融市场利率体系的运行效果

　　【摘要】我国金融市场分割和货币政策“多节点、多目标利率”调控是制约市场基准利率形成的主要原因。实证结果显示：我国货币市场内部利率之间密切联动，货币市场、信贷市场和国债期货市场利率之间的长期波动也是相互关联的；各期限利率间的引导关系却表现为国债期货市场利率对其他市场利率都具有引导作用，货币市场利率对信贷市场和国债期货市场利率的引导作用不显著。这表明我国国债期货市场已具有利率发现功能，但货币市场利率还没有起到市场基准利率的作用，金融市场基准利率尚未形成。因此，应进一步消除金融市场分割，构建“单节点、单目标利率”的货币政策调控模式，促成市场基准利率的生成。

　　【摘要】在制度信任条件下，供应链金融系统中存在资金短缺的供应商可以通过卖方电子订单融资。通过加入第三方平台来引入制度信任，提出一个由供应商、制造商、银行组成的供应链金融系统，从博弈论的视角出发，针对是否考虑制度信任对系统三方的最大收益进行博弈分析。研究发现，制度信任的加入提高了参与主体的守约收益，在罚款系数和数字身份证价格满足条件的情况下，博弈达到均衡时，考虑制度信任能有效促进供应链金融参与主体间的相互信任，推动各参与主体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且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各参与主体都会主动选择考虑制度信任的供应链卖方电子订单融资模式。

　　【摘要】以新三板挂牌企业为样本，基于新三板实行做市商制度这一“准自然实验”，运用PSM-DID模型对做市日前后的流动性差异进行实证研究，验证做市商制度与新三板流动性之间是否存在正相关关系。研究表明，新三板实行做市商制度后流动性显著提高，因此做市商制度有利于改善新三板流动性。做市商制度是新三板必不可少的运行机制，有利于解决新三板流动性不足的问题，同时为了健全做市商制度，提高新三板融资效率，基于我国做市商制度的运行现状提出规范做市商法规环境、多元化做市商体系、健全做市商利益补偿机制的建议。

　　【摘要】优化金融结构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任务。以正在推进的“互联网+”行动计划为现实背景，采用2002~2017年我国31个省域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互联网+”对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金融结构演化存在显著的路径依赖性和空间相关性特征，互联网普及率的提升有助于提高非金融企业的直接融资比例，从而促进整体金融结构的优化、助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摘要】固定收益证券是各类金融机构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固定收益证券的风险在于收益和本金能否按照约定收回，即证券发行人发生违约的风险。鉴于近几年国内债券市场违约事件频发，选取2014 ~ 2016年21家实质违约债券发行主体作为样本，构建债券发行主体违约风险评价模型，并基于非财务指标对模型进行扩展。研究结果显示：违约公司在资产规模、长期偿债能力、盈利能力方面与未违约公司存在显著差异；基于财务指标的Logit违约风险评价模型总体预测误差率为20%；基于行业、产权属性扩展的债券违约风险评价模型的有效性有所提高。

　　【关键词】固定收益证券；违约风险评价；Logit模型；财务指标；非财务指标

　　【摘要】云南会计史研究是云南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也是我国少数民族会计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从云南历史和中国会计史研究现有成果史料体系来看，原始社会至秦汉时期云南会计的发展历程经历了原始计量记录、管理职能确立和会计制度建设等三个不同阶段，其中原始社会阶段基本符合原始计量记录的发展路径和规律，先秦时期与中原地区存在显著差异，而秦汉时期逐步与封建社会的相关制度体系对接，建立了规范的会计制度。

　　【摘要】北魏作为我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少数民族政权，享国超过200年，在接近一个世纪的时期内保持北方的统一。纵观北魏历史，民族融合是贯穿其中的主旋律。但是历史是反复而曲折的，以孝文帝改革为节点，北魏财计组织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孝文帝改革之前的北魏财计组织，略显粗糙，仍未完全脱部落成色，官制驳杂、紊乱，因人设事和交叉管理现象层出不穷。然而，正因为北魏财计草创期很长，积累的创造力也非常之强大。相比于南朝沿用魏晋制度，孝文帝改革不仅遵从汉制，更根据国情大胆创新。孝文帝改革后的财计组织度支尚书及下属六曹是北魏创举，为南朝所无，且为后世沿用。北魏财计组织的创新，是我国少数民族会计史上一个重要阶段，结出了非凡成果。

　　【摘要】《周礼》是关于中国周代国家机构设置和职责分工的专著，其把财政原则、内控机制嵌入整个行政体系的分工与合作之中，大大提高了行政制度的严谨性、科学性和有效性。梳理《周礼》中的内控思想，研究其对我国政府内控建设的启示，提出应同时做好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的内控建设，充分运用内控的原理和方法，因地制宜地设计内控体系，将权责对等的理念和制衡机制纳入内控体系的设计和执行之中，并加强会计系统和信息系统建设来提升政府的管控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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