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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为什么那么在意张艺谋的超生问题？不外是关乎社会公平与特权存在的问题。计划生育是一项国策，超生有超生的处罚方法。在计划生育制度面前，所有的公民都应该是平等的”——这是搜狐首页专题《谁为张艺谋的三个子女上户口》中下的结论。据其所言，“找到张艺谋，只是一个高潮，到底是谁给张艺谋孩子办的户口？怎么办的？当地计生部门是否完全蒙在鼓里？当这一系列问题调查清楚，并且相关人员得到合理处置之后，‘寻找张艺谋’这部大片才算‘剧终’。”
大片上演有一段日子了，最早起于2012年3月被《金陵十三钗》剧组开除的演员何珺爆出“张艺谋秘婚、已生三子”。今年5月5日深夜，南都娱乐周刊通过官方微博账号宣布“张艺谋娇妻爱子‘千呼万唤始出来’”，附以机场出行图片为证。据其引述知情人所言：“在张艺谋决定与张伟平决裂前，他已料想到有人会拿他和陈婷私生子的事情做文章，于是未雨绸缪，抢先一步登记结婚……曾有人爆料陈婷孩子的户籍地全都在无锡，孩子在无锡上的幼儿园和小学，因此有媒体网友质疑陈婷为张艺谋连生三个孩子涉嫌超生，但即使是超生，摆平这事对张大导演来说可能也不过是‘举手之劳’。”
7日，还是那个著名的娱乐狗仔队品牌“风行”，又通过搜狐娱乐宣布“张艺谋是七个孩子的爹”：“陈婷之外，张艺谋至少和其他两个女人有染，并分别生下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也就是说，加上和发妻肖华生下的大女儿张末，张艺谋至少是七个孩子的爹，网友调侃‘他是葫芦娃爹啊，再多生几个就可以组成一支足球队啦’……对广大饱受‘国家生育政策’之限制的网友来说，老谋子是否利用‘特权’超生，有没有根据国家规定缴纳罚款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记者通过查阅江苏省计划生育条例并咨询律师得知，以张艺谋的超生情况，除了缴纳一般规定的社会抚养费，张艺谋至少还应该缴纳他年收入的两倍金额作为罚款，保守估计这个数字大约是1.6亿元左右。”
自此，取意自动画片形象“七个葫芦娃”的这个“葫芦爹”称号，不胫而走，成为半年以来张艺谋的流行头衔。以大导演历年作品——《十面埋伏》、《大红灯笼高高挂》、《金陵十三钗》、《一个都不能少》——为调侃素材的漫画、拼图，可谓花样百出。
陈婷户籍所在地的计划生育管理部门当即成为媒体追问对象。根据人民网8日发布的采访结果，无锡市人口计生委称已开始调查，只不过因为陈婷本人并不居住在此，“相关调查工作将会有一定难度”。
虽说在5月27日，曾有华西都市报引用张艺谋好友的转述，称这位大导演否认自己是“葫芦爹”——“别人一泼脏水我就洗，这一年到头改天天洗澡玩了？我也奇怪这7个娃咋来的？”，但是始终没有确切回应。两个月后，江苏本地的扬子晚报想起来了，当地计生部门给出的回答是“调查需要一个过程”，又过了一个月，扬子晚报再去问，对方还是说“仍在调查”，到了10月，再问一遍，仍然“没进展”。新华社都看不下去，将张艺谋“超生”事件视作与“气功大师”王林非法行医等同的“烂尾新闻”，对着声称“尽快答复”已近半年的无锡计生委质问：“何时掀开‘盖子’、下‘罚单子’？”
11月19日，无锡计生委终于可以通过新华社讲一讲自己是多么的“难”了：“‘关于披露的张艺谋和陈婷涉嫌超生一事，网络上出来以后，人口计生委高度重视。’无锡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有关负责人介绍，根据国务院《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等法规明确，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应由流动人口户籍所在地和现居住地的人民政府共同负责，以现居住地的人民政府为主，户籍所在地人民政府予以配合的要求。该负责人表示，事发后无锡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积极联系张艺谋、陈婷可能生活过的城市的计生部门，进行处理和协商；同时，还责成无锡市滨湖区人口计生局作为女方户籍所在地负责展开相关的调查工作。滨湖区人口计生局分别通过北京乐视影业公司、广西电影集团有限公司等有关单位向张艺谋和陈婷发了十多次函。‘实际上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回应。’该负责人表示，计生部门也多次前往陈婷家人在无锡原居住地了解情况，但未获得有效的相关信息；同时，计生部门还派出工作小组，赶赴北京乐视影业去找张艺谋，但未果，没找着。”
“葫芦娃他爹”，你在哪里？为什么“千方百计”也没能找到你？尽管自“超生”一说曝光以来，已因为媒体轮番追问而屡掀议论风潮，但无锡计生委半年后的这场诉苦，还是激发出了最强烈的质疑和抨击。@新华视点当天深夜就以“这事真令人感慨”加以喝斥：“计生政策管住了无数人，怎么碰到名人就没威力了？当官有钱有名就能无视政策法规，政策法规只能威信扫地，其兄弟媒体新华每日电讯稍后亦发表评论《张艺谋超生疑云，不能变成“葫芦案”》，逼问道：“涉及普通人超生,会受到罚款、停职、甚至是进学习班的待遇。难道名人的身份就成了护身符，能够超越国家法律规定之上？还是名人的身份买通了某些关系，捂住了？”
23日，因为发现某著名娱乐公司总裁在微博上晒出与大导演徐克共同探班张艺谋的照片，新华网更是以《张艺谋是找不到，还是不愿找？》代言网络“惊诧”：“从‘全民猜想’到‘全民寻人’，已逾半年迟迟未果的‘张艺谋涉嫌超生’事件，透出的是执法的缺位和公众的无奈……计划生育事关百姓切身利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其严肃性不容损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社会的起码准则。越是名人违规违法，越是舆论关注、影响恶劣，就越要严格执法、及时查处。任舆论沸腾而不急不忙、不督不查，是漠视群众意见，更是行政不作为。”
而比起新京报《张艺谋玩失踪，还是调查者玩敷衍？》、羊城晚报《张艺谋超生传闻刺痛了追求公平之心》中的质问，长沙晚报21日发表的评论《谁能找到涉嫌超生的张艺谋》，更是以一句“可动用公检法”的宣告，而让这家并不算太出名的媒体获得新浪首页展示：“网友猜测，‘千方百计’寻找而‘未果’，非不能也，实不愿也。想想看，张导何许人也？虽非政要，在中国那也是到哪儿都能引起轰动的大腕，不用说一个小小的区计生部门，就是省市政府也要敬他三分，我又何苦郑重其事地去寻找，得罪他呢？何况，张导现在好歹也算无锡一女婿，有这等大腕级的女婿，那是地方一大‘光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事！有了这层‘亲戚’关系，说不定对方还指望他对地方的发展能有意想不到的帮助。地方计生部门的‘算盘’，也许有其利益动因和现实苦衷。但公众必须不依不饶的是，国家政策和法律是针对每个中国人设立的，对任何人都不能有例外。既然事情已经公之于众了，张艺谋到底是不是葫芦娃他爹，绝不能是一笔糊涂账，甚至成为一桩悬案。否则不但公众心中的结难解，法律也可能因此遭到亵渎，这对普罗大众来说，是不公平的。说来说去，现在最现实的问题是，必须找到张导或张夫人，事情才能彻底搞清楚。想要张导现身，不外乎两条路径，一是张导敢作敢当，主动现身回应舆论，澄清事实或接受调查处罚。二是动用国家机器，区计生局找不到，有市、省、国家计生委；计生委不行，有公安、法院、检察院，就不信张艺谋能跑到火星上去。张艺谋涉嫌超生的事件，必须给公众一个交代，给法律一个交代，这不是娱乐，而是一件关乎公平正义和法律尊严的相当严肃的事情。”
26日，为了响应在网络间的“帮计生委找张艺谋”行动，南京东方卫报更是把21世纪网等同行的创意进行到底，制作出了一个绝对是该报今年以来最轰动的封面。整张报纸的头版被煞有介事地设计成了一份《寻人启事》，上书“姓名：张艺谋，性别：男，年龄，63岁，职业：导演，特征：陕西口音”云云。
哄堂大笑间，还出现了一个插曲。经过微博认证的导演陈剑，以自称“陈婷的哥哥、张艺谋的大舅子”和“‘超生’事件唯一新闻发言人”的身份，在25日发布公开信及回应视频，指控“炮制张艺谋跟三四个女人生育七个孩子”的南都娱乐周刊是“是目前为止新闻界最大最嚣张的谣言传播者”，并称“生仨不属超生，计生委无权干涉”：“按计生旧政，只要第一个孩子配戴眼镜，算有视力缺陷，第二个孩子就不算超生，按计生新政、夫妻双方只要有一方是独生子，就可合法生二胎，因此小女儿也不算超生。张艺谋为陈婷及孩子在无锡买了房子、上了户口，上千万的房子都买了、跟公安户籍的事也办妥了，难道计生委的经济帐解决不了？今天的媒体让无锡计生委去找张艺谋，陈剑请问以什么理由去找？”
都用不着围观者指出“大舅子”的逻辑混乱，26日下午，@艺谋工作室即向新浪微博举报陈剑“冒充张艺谋亲友”，并获成功。
而这个代表大导演的账号，也终于在5天之后发表了《致媒体与公众的一封公开信》，替被嬉笑怒骂了半年的“葫芦娃他爹”第一次作出正式回应。按照这篇12月1日晚间发布的长微博中的说法，“三四个女人，七八个孩子”，“还有若干私生子”，“一个孩子奖励一千万”等均为“虚假信息”，将被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但同时，亦针对“由此造成的不良影响”致歉：“张艺谋与妻子陈婷的确育有两子一女，愿意接受无锡市滨湖区计生委的调查，全力配合政府部门的工作，并依照国家规定接受相应处罚。”
这封公开信瞬间引爆社交媒体，并成为门户首页及各地都市报首页热推新闻。@央视新闻连夜带来无锡滨湖计生局的表态：“对张艺谋的态度表示欢迎，同时希望张艺谋能按法律法规主动配合，如实申报相关年份的真实收入，用作计算罚款金额之用。”
然后，不是所有人都像无锡计生官员那样松了一口气。除了依据“张艺谋目前承认的超生情况”，测算出他们夫妻双方应各自缴纳的社会抚养费外，新京报次日即不依不饶地发表了《张艺谋超生莫把特权当权利》，明知故问“一句‘诚挚的歉意’，不知有几人能够接受”：“‘寻找张艺谋’闹剧的主角，终于出来发声了。然而，细读这份声明，仍不难读出张艺谋的傲慢。张艺谋虽道歉，但声明笔锋一转，称‘别有用心之人’不断用‘非法手段’曝光其隐私信息，并‘炮制虚假信息大肆散布’，这难逃转移话题之嫌。讹传信息、窥探隐私确实不对，但光想着祭出自家孩子是未成年人的‘庇护伞’，而忘了一个基本事实——张艺谋违反计生政策和躲闪在先，尔后才有各种猜疑，两者有着因果关系。关于涉嫌超生一事，舆论热炒一年，张艺谋竟然对此熟视无睹，而且，也对是否涉嫌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置之不理……张艺谋本身就是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任期从2003年至2012年，而据媒体的推算，他超生两个孩子正在此期间。也就是说，时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张艺谋，却在以身试法……一个人不能一方面享受着政协委员这样的政治荣誉，一方面又超生……法律对任何公民都应一视同仁，而不能因身份、财富而异，这是法律正当性的基础。”
“计生政策或有需要调整之处，但若某些名人‘逍遥法外’，那只会是炫耀特权。莫把特权当权利，自己应承担的责任，也别推到舆论监督的头上。所以，希望无锡当地计生委能公平执法，不要看人下菜碟”——新京报作者袁伊文的结语段落，也正是张艺谋“超生”话题中的核心争执点。半年以来，在连续四五波舆论追问中，这都是终极分歧。
虽说吴钩今早微博中那句“中国的、与儒家，最可能达成的一个共识看来就是：废除计生恶政”多少有些夸大，但那些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素有恶评的人们，的确构成了张艺谋后援团中的主力，按网易推荐的文章说法就是，“超生是人权不是特权”。其中，一些发言者甚至是将“葫芦娃他爹”许为“反抗恶政”的先锋代表。
就在“超生”消息初曝之后没几天，@吴钩就宣布了他的看法：“张艺谋有权利按他与配偶的意愿生育孩子，想多生育就多生育，只要他能行。希望张艺谋能利用他的影响力推动废除计生政策，如果他只顾自己生，则证明他是条犬儒。所有幸灾乐祸想看张艺谋被罚天价罚款的网友都是傻X。如果超生是特权，那应让全民享有这特权。”
同以儒家学者秋风“让这种特权扩散覆盖所有人，变成普遍权利，优于‘平等的’被剥夺”的理论为据，腾讯亦在5月14日首页专题《该呼吁重罚“超生”的张艺谋吗》中给出了立场：“对张艺谋‘超生罚款’过亿可能符合规定……然而“超生罚款”名不正言不顺……征收社会抚养费，是建立在计划生育合理的基础上。然而如今计划生育的合理性已经受到严重挑战……一胎制造成的诸如养老难等问题已经迫在眉睫。计划生育显得越来越没有道理。从法治上讲，立法依托于民意，而如今的民意已经严重不支持计划生育，各种调查结果显示对计划生育的反对比例经常占到90%以上。如今计划生育的法律法规仍能坚持，恐怕有行政权凌驾于立法权之上的嫌疑……张艺谋如果线个子女’的问题，那么自然该受到道德伦理方面的质疑，甚至要追究其涉嫌重婚的法律责任。但一码归一码，单说‘超生’，他或许不该受到那么多指责。”
在反抗计生政策方面，杨支柱是代表性人物，这位曾经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高调拒绝校方对其生二胎的警告，并声称因此而在2010年遭解聘。他对腾讯这则专题表示赞赏，但更因为发现专题所附调查中“呼吁重罚的竟然占到85%”而激动：“足见网民群体整体上已病入膏肓。自己的权利被践踏竟然成了强烈要求所有人一同受践踏的理由，还那么理直气壮。按照这种逻辑，太监就有充分的理由要求阉割所有的人。”
终究是连岳，凭借他特立独行的文字风格，站在了最前线月，这位以“个人之上，再无其他价值”作为座右铭的专栏作家，即曾宣布“当我变成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以后，才感觉到了平静”。于是，在发现了张艺谋的案例后，他这半年来通过微博反复实践自己的价值观，高呼“越多人超越好”、“人权就是想生多少就生多少”：“不必追求受恶法之害的公平，任何人逃脱计生都值得高兴”；“张艺谋干得最漂亮的就是不鸟计生政策，好样的”；“张艺谋‘超生’不是特权，是维护自己的基本人权。搞不懂这点的人，就会是举报尚未被纳粹抓捕的犹太人，因为希特勒的法律规定他们必须呆在集中营，逃走的犹太人都在享受‘特权’”；“那些认为计生恶法应遵守的人，一定会深深地赞同政府审判，也一定会举报没被审判的。”
昨天，在预测“挖明星、名人、企业家的‘超生’，可能会成为无良媒体和无脑公知新一轮狂欢”后，他又通过腾讯专栏为“生殖自由”而再行自由主义启蒙：“支持强制计生的各种理由，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证明是不合理的，它在中国仍然有诸多拥趸，也不奇怪，人往往是偏见的产物，那十来年应试教育告诉你的教条，你可能会遵守一辈子……现行的制度，有许多方面是替别人养孩子。比如义务教育制度，如果国家贴钱办教育，那么，孩子生得越多占的便宜越多，结果就是生得少的人替别人养孩子……人的生殖，根本不需要政府强制，人会自我调节。一个人不介入他人的生活，看起来‘冷血’，其实是最佳选择。”
作为留美归来的人口学家，梁建章同样强调《张艺谋“超生”不需道歉》。“我们也希望利用这个机会，让社会真正思考‘超生’的是非曲直，特别是对‘超生’家庭征收社会抚养费是否有哪怕一点合理之处？更重要的是，到底谁需要对民众道歉？”，他的署名文章被财新网周一推荐于首页：“对多生者征收社会抚养费完全颠倒了正常社会该有的养育观念，让人们觉得多生孩子是自私自利，是占了国家的便宜。但实际上，多生孩子是利他行为，是利国利民，这在社会化养老的时代，特别是极低生育率的今天更是如此。父母生育孩子是以自己巨大的成本在给国家和民族做真正的贡献……在几十年一边倒的宣传下，在计划生育实施过程中的无数伦理悲剧下，在对多生者以征收所谓社会抚养费的名义进行的惩罚下，大部分人已经忘记了生育控制政策的目标本身是否有道理，更忘记了当年的论证是多么粗糙和荒诞。甚至当社会付出的代价越大，人们潜意识中反而越有可能觉得这个政策对国家和民族有利。因为正常人的思维是，如果这个政策没有任何道理，为什么要让社会付出这么大代价呢？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政策错得太离谱，人们在情感和情理上反而难以相信它是错的……在这种情况下，计划生育部门依然我行我素，为了部门私利，一再使用离谱的数据来误导决策层，拖延放开生育的时间。生育政策的后果有几十年的滞后。在可预见的将来，生育限制的恶果会越加凸显，越来越多的人将认识到始于1980年的严厉生育限制政策完全是个错误，而顽固坚持生育限制的计划生育部门迟早会成为千夫所指的角色。因此，真正需要道歉的不是生了更多孩子的张艺谋，而是把部门私利凌驾于国家和民族利益之上的计划生育机构。他们需要为自己的错误向全民族道歉，我们希望这天早日到来。”
于是，梁建章“再次呼吁张艺谋拒绝缴纳一分一毫的社会抚养费”：“这不是金钱问题，也不是荣誉问题，而是为了最基本的社会公平和道义原则。如果卫计委决定征收巨额社会抚养费，我们建议张艺谋捐出等额资金成立基金会救助因为强制一胎化而产生的失独家庭。如果被法院强制执行缴纳社会抚养费，我们建议张艺谋一直上诉把官司打下去，不仅为中国的法制建设贡献一己之力，更促使整个社会深入而广泛地讨论这个影响到中华民族千秋万代的政策。”
不管是基于对中国“人口红利”丧失的担忧，还是单纯就因为计划生育政策“违反人道”而杯葛，总之，在中国现行人口政策的激烈反对者眼中，三中全会许诺的“单独二胎”还远远不够。
当新华社这样的喉舌绕过人道争议、专注质问计生委和“名人特权”时，是一些市场化媒体迎难而上。11月26日，代表南方都市报的@南都评论即言：“艺谋超生，一方说是特权，应帮计生部门讨张，可这不是与女权主义者寄希望于计生保护女性一样荒谬吗？另一方则说是人权，不能要求‘做太监的平等’。社会学家沃尔夫冈说，“绝对的权力通过使少数受害者成为帮凶而抹煞了管理者和囚犯之间的界限。’这也许是话语上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吧？”
不过，在表明自家立场之际，这家广东媒体也允许作者在其版面上发表不尽相同的立论。比如刘远举11月22日那篇《声援计生特权是幼稚的一厢情愿》：“这场闹剧粉粹了那些试图依靠名人超生冲撞不合理规则的一厢情愿的想法。很容易想到，在这一出‘张艺谋哪儿去了’的闹剧上演的同时，在无锡地界，难道就没有了强制流产、强制节育、强制罚款的事情吗？显然不会是这样。张艺谋能生、能躲、能让无锡相关部门‘找不到’，来源于千丝万缕的权力网络的庇护，是特权，丝毫帮助不了普通老百姓……本来张艺谋作为公众人物，作为涉嫌超生者，作为两届全国政协委员，可以说有那么几分责任，为公众代言，做出呼吁。不过，张艺谋从来没想过要借此机会为公众、为社会的公平正义做一点事情。公众的知情，公众的声援，对他来说反而是一种避之不及的压力。既然如此，所谓声援他，就显得非常一厢情愿。”
早在去年6月26日东方早报的《上海经济评论》中，刘远举就曾经认证过“现时反对计划生育的舆论领袖逻辑上的自由悖论”。如今，在发现“围绕张艺谋生几个小孩是人权还是特权的争论，虽然总体上舆论有比较正确的倾向，但有些问题还是含糊不清”后，这位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继续点评：“张艺谋是体制内导演，曾经担任政协委员，政协虽然不能说体制内，但肯定是合作者。某种程度上，张也是特定意识形态美学与价值观的宣传者，在《英雄》中，‘秦王为天下’，‘剑侠无名’被万箭穿心也是值得的。除了这些，从当地计生部门找不到，到体制内的电影制片厂无动于衷、驱逐记者，都暗示着张的身份……从这个意义上，张艺谋超生的问题，不在于多生孩子，而在于权力的庇护……其实，不管那么多，只要张在声明中说一句，生育是公民的权利，以上推论全部打翻，所有骂声都会变成赞美。但是，这种与体制决裂的举动会发生吗？所以，我们支持杨支柱，因为他明确反对，而不是勾兑。”
其实，刘远举之所以通过腾讯发表这篇专栏，应该也就是为了与同一平台上的连岳商榷：“有人用集中营作打比方：‘当集中营中的一些犹太人幸运的获得了逃跑的机会，那没机会逃跑的犹太人是不是应该去检举、制止他们逃跑？’但是，如果集中营里的犹太人扣押了一个德国军官，为了这个军官的人权，是否应该放了他？如果扣住一个军官的太太呢？……支持张艺谋，难道老百姓能凭着‘张都超生了，我为什么不能生’的质问获得豁免吗？难道无锡计生部门在找不到张的同时就放松了当地工作吗？显然不是。现实中，从声援张为英雄，到保障更多人的权利，找不到这样一个逻辑链条。特供食品的例子已经很清楚了，虽然安全的食物是一个基本权利，但特供的存在，只会延缓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所以，并不存在通过特权阶层绕过恶法、去达成消解恶法的逻辑链条，这种愿景是幼稚的。相反，批评这种合谋与默契，反而可能有用。”
所以，根据这篇《张艺谋超生事件几问》的总结，“特权群体的某项特权具有人权的性质，并不是维护这一特权的理由”：“只有当特权削弱，人权才能伸张。在历史中，君主立宪，往往也是君权不振的情况下才会发生。”
@彭晓芸同有“动机关乎道德评价”之论：“评价张艺谋当然要和杨支柱有区别，否则，对那些付出代价的人不公平。杨基于公共理性超生，张偷偷摸摸生，以为自己是大导演就能凭借特殊身份过关了，这不就是最典型的中国逻辑吗？那些认为只有支持张艺谋搞特权才是反对计划生育的人，脑子只能拐一个弯，是粗鄙自由派，头脑简单”；@评论员李铁亦指那些“反对追查张艺谋超生，因为计划生育是恶法”的想法“极其糊涂”：“吃饱饭也是基本权利，但大饥荒时就几个干部能吃饱，难道咱们还要把干部奉为反抗的英雄？”
但是，总体而言，至少在由自由派知识分子占据话语引导权的网络舆论场中，刘远举和彭晓芸不算多数。昨天，凤凰网首页专题即借解读三中全会《决定》之机，坚称《“谋”生不是特权》：“自愿生育是每个人的自然权利，不证自明，不言而喻，不需要谁赋予……如果法律本身就没有公正性和合法性，就是侵犯大家权利的恶法，还机械性地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好比要求偷盗面前人人平等。这显然荒唐，是在强化恶法的危害性，强化它本来的不公。”
那么，究竟是应该“支持反抗计划生育恶法”，还是应该“反对名人特权呼吁公正”？作为最高喉舌，人民日报决计是不可能站在前一方阵的。其微博账号宁愿选择演员刘佩琦早前被问及张艺谋话题时的“精英就该多生”论，喝斥一声“荒谬绝伦”：“明星没有特权，但有社会影响，罚多罚少，这是一个问题。无论如何，伟大人格，才能创造伟大电影；守法政府，才能真正赢得尊敬。”
作为人民日报的子报，当然也不可能赞同以“恶法非法”为由为张艺谋辩护乃至喝彩。昨天的评论员文章，是将风波定义为“舆论监督拿张艺谋做新的‘祭旗’”：“张艺谋大体是第一个被因‘特权’揪出来的演艺界巨星。而且他是被“挖”出来的，开始他不配合，后来被迫配合，估计之后他肯定会受到‘查处’，也会有他‘更好的态度’出现，这件事还会对其他富人和名人形成一定威慑。这同互联网向腐败和特权官员发起冲锋的路数差不多，尽管它肯定不会像揪那些官员时一样激烈。”
树欲止而风不静。昨晚，@艺谋工作室再发微博，“就近日朋友们的疑惑，做统一回答”：“违规超生，张导认错认罚，正在配合政府调查接受处理。网络上一片喧嚣，很多朋友问张导：为什么十几年前退掉了美国绿卡？当初为什么不移民？为什么不把孩子生在美国？……我们也问张导这些问题，他一时无法作答，只是说，他是一个中国人，愿意让自己的孩子也是中国人，而且无怨无悔。”
此时，经济学家薛兆丰的感慨别有一番滋味：“想想看，要是某小贩被政府重罚超生，激起的公众义愤，会加速计生政策的废止；但今天是大导演超生，激起的公众嫉妒，则会固化和延长这项政策。重大改革的成败，往往系于偶发事件；一个国家的运气，回头看总令人唏嘘”。这不，今晨，扬子晚报带来了《张艺谋“被索赔”10亿元，公益维权律师诉其侵占社会资源》的消息。
对这些不肯为张艺谋“反抗”而祝福的人们来说，或许，搜狐三天前那个专题说的是对的：“只有彻底放开二胎政策，将生育权交给个人，民众才不会将愤怒洒向超生的张艺谋们，张艺谋们也不用再接受舆论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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