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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近日媒体调研，在去年发布《关于大力推行“妈妈岗”就业新模式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措施》”）的广东中山市，其“妈妈岗”就业模式已落地实施，备案企业124家，一些育儿妇女得以实现弹性工作。
“妈妈岗”是为方便育儿的职业女性设置的，每天的工作时长与其他岗位相同，但无须打卡，“实行弹性工作制，可随时请假。请假耽误的工作时长，在当天其他时段补齐即可”。主要吸纳法定劳动年龄内养育12周岁（含12周岁）以下儿童的妇女。
备案企业将一些可灵活上班的岗位设为“妈妈岗”，按《措施》，中山对实际用人的“妈妈岗”展开补贴。截至2022年底，中山市备案岗位近8000个，方便妈妈就业1400多人。
据艾媒咨询数据调查显示，2022年中国已婚妈妈群体中全职妈妈的总人数占比为12.6%。曾经，在大众印象里，全职妈妈、家庭妇女是女性的主动选择和良好“归宿”。她们不必工作、没有谋生压力，享受家庭、悠闲自得，与“社畜”形成鲜明对比。
随着全职妈妈的讨论增多，社会开始认识到“母职”也是一种劳动，乃至“无酬工作”，全职妈妈的日常劳动强度、时间甚至超过一些职业。但其劳动价值是否被家庭认可，还要看个体的具体境遇。
不少全职妈妈试图重新就业。一部分全职妈妈出于安全感和自我价值实现，渴望回归职场，有自己的事业。更多的是出于家庭整体的经济需求，孩子两三岁后，也需要回归工作。但此时，照料孩子的责任依然存在。
当全职妈妈重新就业时，往往处于家庭生活与个人诉求的艰难平衡中。她们希望也需要工作，却苦于少有岗位让人“平衡”家庭与职业。
一位是住在上海郊区保障房、有一个2岁儿子的全职妈妈。她原本是市区一家烤鸭店的大师傅，怀孕几个月后辞职回家，从此成为家庭主妇。公公70多岁瘫痪在家，丈夫刚因工厂搬迁失去工作，开网约车支撑全家生活。由于经济拮据，其急切希望能工作增加家庭收入。但家中有孩子、老人要照顾，她只能找在家或者家附近能做的工作，但“一直在找，找不到”。她曾在网上看到能在家接活的工作，比如做圆珠笔的手工活，但最后“交了几百块什么都没有”。她使用电脑不熟练，加上曾有受骗经历，对做微商也比较抗拒，难以参与线上工作。多方求助之后，终于经邻居引荐，到社区室谋得一份兼职。
另一位全职妈妈，孩子已10岁，原本是外贸企业白领，从怀孕数月后至今没有正式工作。她丈夫收入不错，但对家务、育儿“没有参与感”，她承担全权照顾家庭、孩子的责任。因感觉经济不独立、缺乏安全感和保障，她从孩子1、2岁起尝试过好几个工作。一个是与同事合伙做外贸生意，但因太忙，无法照顾家庭而中止。她还自己开过淘宝小店，但坚持3年后也放弃了，雇人不划算，不雇人还是难以照料家庭。近期，她从网上看到配音方面的培训，认为这是一个适宜自己情况、可能有就业前景的机会，正在积极投入学习。
据《2021职场女性工作压力调查》，近九成的全职家长希望能够回归职场。即使顺利重新回归职场，职场妈妈也面临挑战，其中“无法兼顾工作和家庭”（占比63.5%）是最大危机。
解决这个问题，不仅需要家庭成员的理解和努力，还需要社会共同思考。当育儿压力成为影响家庭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时，照顾幼儿的家长（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取得“家庭-工作平衡”？弹性工作制是呼吁已久的一种方式。让保障效率的弹性工作更加普及，需要个体、企业、政府的多方努力。
首先，数字时代为灵活就业提供更多机遇，个人层面可以积极探索。据某知名母婴社区发布的《2020年度中国家庭孕育方式白皮书》，全职妈妈中63%考虑兼职/副业，其考虑兼职方向较多为开店铺/做小买卖、做微商、投资理财。例如第二个案例中的全职妈妈通过不断尝试，最后发现一个新的职业工种、灵活就业的方向。
其次，企业等用人单位也在尝试新型办公方式，比如弹性办公。出勤规定宽松化、工作场所分散化、网络联结电子化成为了弹性工作体系最重要的三个特征。在远程办公方面，某些企业延续、优化了疫情期间线上工作实践。如澎湃研究所研究员了解到一家市场咨询企业，已将远程工作制度化。在某些岗位，司龄达半年以上、绩效较稳定的员工可以申请远程办公，但期间应定期到公司参与会议或讨论，且一旦绩效下滑可取消远程办公。当然，该司相对成熟的分工管理体系和组织能力是实施远程办公制度的前提。
最后，城市政府也可积极行动，打造“抚育友好型”社会。比如广东中山的“妈妈岗”弹性工作模式，就是在政府的推动下建立的。此案例中，政府提供了税收减免、建立就业信息平台等支持举措，也施以了有关正规用工等规制，比如要求“妈妈岗”同等缴纳社保，并发放相关补贴。至2022年底，中山共发放“妈妈岗”用人单位社保补贴、岗位补贴353万元。
同时，在数字零工成为趋势的当下，完善数字零工的劳动保障，也可间接为需要弹性工作的“家长们”提供更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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